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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教育脱贫攻坚的基本经验:以海东市为

2020-06-20 20:52 - 查看:


原标题:民族地区教育脱贫攻坚的基本经验:以海东市为例

摘要:民族地区的教育脱贫是整个民生事业中最为关键的环节,是促进全民共享教育平等发展机遇和社会合理有序流动的前提,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基础。青海民族地区在多年的教育扶贫治理累积作用下,通过增加教育投入,以“控辍保学”和对口帮扶为抓手,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新路径。与此同时,民族地区的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已被提上了加速日程,人口流动、民族融合、社会治理等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过程中,民族地区教育脱贫亟须处理好教育脱贫与城镇化建设、民族文化传承与其他脱贫方式之间的关系,通过搭建共治共享的教育脱贫新格局,加强教师教育和教育信息化建设,为民族地区的教育脱贫攻坚提供有力抓手

关键词:教育脱贫民族地区海东民族文化

民族地区的教育脱贫攻坚任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最后一公里”。民族贫困地区的教育脱贫是保障每个孩子、每个民族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前提,是塑造和谐社会、公正社会的基本治理手段,对于推动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海东市是青海省两个地级市之一,辖两区四县,即乐都区、平安区、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和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海东市总人口178万人,有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土族、撒拉族等18个少数民族。特殊的环境孕育了独特的教育生态,多元文化的背景和学校教育的主流价值和谐相处。2019年,海东市成功举办全国控辍保学暨农村学校建设工作现场观摩会,向全国展现了民族地区教育脱贫、促进社会发展的良好风貌,并树立了教育脱贫攻坚的重要典型。

民族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取得的成效

2020年4月20日,经青海省人民政府批准,海东市全面实现脱贫摘帽。自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海东市通过“七种模式”打造脱贫攻坚样板,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全市634个贫困村4.52万户16.73万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精准识别时的13%下降到0.03%,教育脱贫攻坚的基础性功能和带动作用不断凸显。

以增加投入为杠杆,持续加大贫困地区教育基础设施投入。不折不扣落实贫困学生资助政策,2018年全市共落实贫困家庭15年免费教育、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生活费等各类补助资金4.7亿元;顺利开启市一中新校区、青海荆楚、互助树人、循化新时代、民和川垣城西等高级中学等项目;结合“全面改薄”项目和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根据贫困村教育实际,制定了学校(含教学点)、幼儿园建设规划,极大地改善了贫困地区的学校教育条件。

以多元化举措为手段,着力加强“控辍保学”工作。坚持管理控辍、责任控辍和法律法规控辍,强化责任分工,突出工作重点,实现“控辍保学”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动员社会各方力量,从控制辍学学生家庭成员朝觐、经商、婚丧嫁娶、享受惠民政策等方面加大辍学学生劝返工作力度,切实降低农村学生辍学率。同时,通过优化学校育人环境、提升教育质量来吸引学生主动入学,真正做到让学生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积极发挥扶贫控辍、情感控辍和质量控辍的正面力量。2019年5月,海东市成功举办全国控辍保学暨农村学校建设工作现场观摩会,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充分肯定了青海省和有关省份在控辍保学与农村学校建设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成绩。

以对口帮扶为桥梁,强化东西部扶贫协作。2018年,海东市与无锡市结为对口支援协作市,根据两地的发展需求和合作意愿,海东市29所学校与无锡市33所学校建立了一对一或一对多的结对帮扶关系,重点在学校管理、教师培训、优质教学资源共享、评价机制建设、课程开发、专业建设、实习实训等方面开展结对帮扶工作。2019年,无锡市各区与海东市各县区经常性开展名师支教、教师培训及捐资助学等活动,累计培训、支教教师达360人次,开展捐资助学活动60余次。为解决搬迁群众子女上学问题,海东市投入7700万元东西部扶贫协作帮扶资金,举办了能容纳1400名学生的九年一贯制“海东·无锡希望学校”,进一步提升了对口帮扶的效能。

民族地区教育脱贫攻坚需处理好三对关系

民族地区的教育脱贫不同于其他地区,其特殊的城市化进程、生态环境和多元文化是影响教育脱贫攻坚的主要因素。业已取得的教育脱贫成果的巩固和提高,需要以复杂系统思考作为前提,厘清教育脱贫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才能彻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和贫困群体“返贫”的可能性。

教育脱贫与民族地区快速城镇化之间的关系。青海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中期阶段,经济发展、教育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2019年,青海省城镇化率达到55.52%,与全国60.60%的城镇化率差距不大。然而,海东市是2013年2月才开始撤地设市,其所辖的乐都区、平安区、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等都还处于“渐进式城镇化”阶段,县域经济发展规模有限,第三产业增长缓慢。短时期内快速扩张的城镇化,使得各地均面临着征地拆迁与城市建设规划相衔接的问题,尤其是新区学校建设、各县区中心城镇学校改扩建等,对于保障教育基本条件的实现、城乡教育城镇化的同步[1]、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体系[2]提出了严峻考验,也与城乡居民日益增加的教育诉求形成了较大落差。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必须纳入对教育基本条件和教育师资等方面的配比规划,以免形成新的教育贫困。

教育脱贫与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关系。文化是延续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和精神纽带,教育脱贫深受它所赖以存在和展开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制约。[3]民族地区特有的生态和文化赋予了教育特殊的意义,因此,民族地区的教育脱贫不能只停留在入学率、升学率、教师培训次数等显性的、便于计算的可视化测量数据上,而是要通过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以提高人的文化自觉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最终价值。

教育脱贫与其他脱贫方式的关系。2015年,党中央提出科学实施“五个一批”工程,融合经济增长型脱贫、公共服务型脱贫、能力增进型脱贫、救济式脱贫等多种脱贫模式的“组合拳”开发型脱贫方式。因此,教育作为社会中的子系统之一,更需要从整体出发,因地制宜地和“五个一批”脱贫举措协作与有效配合,找准教育脱贫与其他脱贫方式的结合点,以战略思维谋全局,以系统思维聚合力,才能发挥出教育脱贫在学科、人才、智力、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优势。

民族地区教育脱贫攻坚未来的发展方向

4月24日,陈宝生部长主持召开教育部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这是教育脱贫攻坚总攻战的动员会和部署会,标志着教育脱贫攻坚进入全面总攻阶段,预示着教育脱贫攻坚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与30年前集中体现为温饱问题无法解决的贫困相比,新时期的贫困问题更加隐蔽、尖锐和深刻,呈现出绝对贫困现象减少、相对贫困现象增加,以及物质贫困得到有效缓解和精神贫困不断加剧等显着特点。[4]2020年后的减贫战略也将由集中性减贫治理战略向常规性减贫治理战略转型,由解决绝对贫困向解决相对贫困转变,由重点解决农村贫困转向城乡减贫融合推进转变[5]。与此同时,2020年后的民族地区依然在全国最不发达地区之列,贫困问题依然很严重,依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攻坚克难,为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提供支撑。

以政府治理为主,搭建共治共享的教育脱贫新格局。《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要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这是增强教育总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基础。反贫困治理是基于社会制度、法律、法规、司法裁决、行政等一系列方式,协调不同行动者趋向共同目标的手段的集合。全球治理委员会则认为治理是一个基于协调的过程,是一项涉及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持续的互动[6]。因此,一方面,要明确政府在教育脱贫攻坚中的主体地位,政府是提供教育公共产品、实现教育公平的“第一责任人”,扮演着“掌舵者”的角色。政府要积极发挥在城镇化进程中规划布局教育事业“顶层设计者”的作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教育的诉求。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教育扶贫并非单纯的教育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政府在教育扶贫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绝非唯一主体[7]。教育扶贫还包括个人与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共同管理社会事务的多种方式。多元治理需要以行政手段鼓励奖励投入教育扶贫和教育发展的企业,通过简化税费申报流程、加大政策优惠力度等措施鼓励社会机构履行社会责任,引导社会力量关注民族地区的教育贫困群体,逐步缩小地区间在政治、经济、教育发展方面的差距,从而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以教师教育为突破口,全面提升教育脱贫质量。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知识和技能的缺乏、基础教育落后的根本原因均在于师资质量。教师是贫困地区教育贫困信息的精准拥有者和教育贫困处境的切身体验者[8],教师是实现教育内部贫困脱贫的关键因素,教师教育研究者需要重视和鼓励教育教学内容过程和方式等微观实践研究[9]。教育脱贫要把未来教师的培养与教育家的造就、与民族地区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联系起来,共同致力于建设一支新时代引领教育改革发展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民族地区要依托地方师范院校、教育科学研究所等机构,和东西部教育对口支援等基金项目优势,借助认知科学与信息技术等手段,搭建“西部农牧区教师教育创新与服务综合改革试验区”,以此探索民族地区教师教育和双语教师培养的新模式,尤其是农牧区理科高中双语教师的培养。

以教育信息化为手段,提供教育脱贫攻坚技术保障。国家通过信息技术手段探索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名校网络课程等实施方式,使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的薄弱学校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激活乡村教育的神经末梢中小学和教学点[10],以期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学校之间的差距,促进教育公平和教育平衡。海东市在多年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较好的经验,并已有效运用于教学、科研与管理等环节,但距离为教育脱贫提供技术支撑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下一步首先要增强教育网络与其他公共服务网络的开放度和信息交换能力,实现面向教育信息化的计算机网络、广播电视网等多种网络的互联互通、无缝连接和相关服务形式的有机融合,启动《教育信息化创新应用行动计划》,推进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推动“互联网+”教育工程,发挥教育数据基础作用,提高全省接入互联网学校的比例。其次,提高教育信息化资源建设的针对性。海东市的双语教学水平和教学研究质量较为薄弱,应针对双语教师认知能力提升难、少数民族学生理科成绩较低等特殊问题,探索通过信息化建立教师学习与学生成长的共同体,打造藏汉双语优质教育资源库,以期满足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需要。

参考文献:

[1]邬志辉.城乡教育一体化:问题形态与制度突破[J].教育研究.2012,(8).

[2]陈志钢等,中国扶贫现状与演进以及2020年后的扶贫愿景和战略重点[J].中国农村经济.2019,(1).

[3]石中英.论教育学的文化性格[J].教育研究.2002,(3).

[4]司树杰,王文静,李新洲编,中国教育扶贫报告(2016)[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2.

[5]张琦.减贫战略方向与新型扶贫治理体系建构[J].改革.2016,(8).

[6]童星.中国社会治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3.

[7]劳凯生.社会转型与教育的重新定位[J].教育研究.2002,(2).

[8]何志魁,毛亚庆.教育精准扶贫中乡村教师角色价值探析[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9,(4).

[9]郝文武.教育公平的本质与测评[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183.

[10]曾天山.教育扶贫的力量[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8: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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